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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11月22日凌晨两点，北京西长安街的路灯映着冬夜的寒雾，石油工业部一间灯火通明的会议室里，几位值班人员忽然接到海上发来的加急电报，内容只有短短几行：“渤海二号拖航途中进水严重，情况危急，请求支援。”这条消息跨越了近九百公里海域，直指部门最高层。就在此刻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份电报将把一位兢兢业业的部长推上了命运的十字路口。

“渤海二号”是中国最早引进的自升式钻井平台之一，1973年购自日本。它曾在平静的渤海南部打出一口口高产井，被不少海洋勘探工人亲切地称为“老二”。按常规，冬季本应进入检修期，可连续四年的原油缺口让所有人都想再多抢几天产量，平台被迫顶着东北风拖往保养点。多名高级工程师建议“风力五级以上暂停拖航”，却没能改变已下达的进程表。

距事故前三天，海洋石油勘察局内部一场关于“是否更换潜水泵”的讨论陷入僵局。拖航队长刘学拍着桌子说了句：“没有排水能力，拖航就是赌命。”旁边的值班主任却淡淡回应：“任务期摆在那，能快就快，不要再提额外调配。”如此罕见的争执终究被压了下去，风险随船同行。

11月24日傍晚，“渤海二号”被两艘拖轮牵引着缓缓北移。入夜，风向突然转东北，大浪拍打着甲板，作业大队给岸台发出第一份“情况紧急”电报。不到六小时，3号桩腿因不均匀受力出现倾斜，污水舱大量进水，平台吃水线迅速增加。凌晨一点五十五分，值班电工报告：“泥浆泵失火，电路断。”机舱被烟雾充斥，排水彻底失去可能。

刘学下令所有人穿戴救生衣，转移至直升机平台等待救助。甲板上，一名年轻测井员拉住老同事急吼：“电台还有信号，快再打一遍坐标！”这是现场唯一一句后来被调查组完整记录下的对话。可惜呼救电波并未在第一时间被岸台接收，几分钟后无线电彻底陷入沉默，黑暗与海浪将平台吞没。

25日凌晨四点三十分，天津方面组织的第一艘救援船起锚，却因准备时间过长，直至上午九点才抵达预估海域。七十四名海上勘探者，最终仅阎学军、王墨林二人被打捞上岸。冷冽的海风裹着海水味，扑面而来的还有令人窒息的死亡数字。

事故报告传到北京下午两点的例会上，部长宋振明拿到文件，满脸灰白。他在石油口干了二十五年，北疆戈壁、松辽平原、大漠盐碱都跑了个遍，却第一次在会议桌前沉默得说不出一句话。仅仅二十四小时后，邓小平批示三个字：“彻查到底。”调查组迅速成立，国务院、全国总工会、安全管理总局等十多个单位人员集结天津。

调查组用了两周时间走访幸存者、审核电报记录、调看设备维护日志。结论写得极为冷冰：作业无视冬季检修规定，救援响应延误，安全体系形同虚设，属重大责任事故。报告提交中央的当晚，石油工业部领导班子紧急碰头，宋振明起身，向与会者递上两份文件——一份是对所有海上平台的安全整顿方案，一份是他的辞呈。他没有使用任何修饰词，只说了八个字：“我负主要领导责任。”

很多人只记得他辞职，却忘了他在石油战线上曾经干出的耀眼成绩。二十五年前，1955年的初春，他还是解放军第五十七师十三团代政委。调令骤然落在案头，要他赴甘肃玉门担任石油工业部玉门矿区党委副书记。接受调令那天，他抗议过一句：“不懂技术，怕耽误事。”不过转念一想，这是一道军令，自然得跨出舒适区。

玉门的黄沙似能灌进骨头缝，宋振明到任后第一件事并非发号施令，而是埋头啃资料。从炼油基础到岩心切片判读，他在半地下室灯泡下熬了六十多个深夜。工人们打趣说：“新书记是‘学霸’，夜里不睡觉。”白天他又拉着技术骨干跑现场，徒步勘测、做钻前测压。有一次现场测槽，他从钻台摔下，扭伤脚踝，却硬是靠木杖蹒跚翻过一条沙梁，赶到下一个井点。

1959年的大洪水毁掉了玉门近千米输油管线，宋振明咳着高烧，仍扛着工具箱带队在泥潭里排故。那年洪水刚退，日产量并未下降，反而比上一年多了1300吨。六十年代初他被调至大庆，同“铁人”王进喜一同打出了“高产稳产井”。为了打破进口设备依赖，他与技术组反复测算，硬是把单台苏制泵的排量提升了14％，节约下的成本用于扩大探区。

1975年，他升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，兼任大庆党委书记及革委主任。提出“高产上五千，稳产再十年”口号时，不少专家担心井口压力会超极限，可宋振明给了一组详到毫厘的试算数据，说服了众人。1976年大庆实际产油五千零三十万吨，数字被打印在当年的工作简报头版，震动了整个亚洲油气界。

然而功劳簿并未阻止他把错误扛在肩上。渤海事故告一段落后，他告别部长办公室，只留下一句：“身后事不必操心，好好把海上安全体系建起来。”1980年春，他被安排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主持技术改造项目，依旧每天早八点准时到工地，一直干到身体无法负荷。如果不是那场难以逆转的肝病，他大概还会继续在图纸上画补丁。

回到事故本身，调查组同时给出了十几条纠正措施：冬季强制停航维护制度、遇六级风禁止拖航、拖带平台需配置双潜水泵、岸台与平台信号联锁升级等。不到三个月，一批改装件从上海运抵渤海，海面上新装的闪白航标灯整夜亮着，让值班船员心里踏实了不少。

有人疑惑，这样一位经历枪林弹雨、沙场劳顿的老兵，为何会在管理岗位上出现纰漏？其实，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石油行业正处在陆转海的过渡期，岸基经验难以照搬，缺口主要在海工施工规范和应急体系。正因如此，渤海二号的悲剧才敲出一记警钟，教训刻骨，后人牢记。

宋振明没再回部长位，1984年在大庆会战三十周年座谈会上，他被推到前排。主持人提议对他鼓掌，他微微摆手：“掌声留给那些没能上岸的兄弟。”一句轻描淡写，却让不少在场工人红了眼眶。1990年6月13日，他在大庆油田职工医院与世长辞，年仅六十四岁。临终前，嘱托家属把部分骨灰撒向14号井区——那里曾是他坐在输油管旁，蹲着啃馒头画生产示意图的地方。

渤海二号的74个名字如今刻在津湾的纪念铜碑上，碑下不时能看到褪色的头盔与工装。每逢11月25日，老同事会自发点起灯，灯火摇晃，与四十多年前那片冰冷海面上的求生信号互相映照。历史并未把这段故事封存，反倒一次次提醒后人：钢铁也会沉没，制度与责任才是最可靠的护网。

海底钢铁与血汗故事的另一面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中国开始引进第二代半潜式平台“南海一号”“南海二号”，全部配备双回路排水泵与独立消防管网，这些设计直接吸收了渤海二号调查报告的改进建议。由于对安全冗余有了硬指标，单台平台建造成本提高了近两成，可谁都没再犹豫。工程师们常说，“多花一分成本，少淌一滴血”，这句看似朴实的口头禅，背后是74条生命换来的醒悟。

与此同时，海上井场应急通讯体系也被彻底重塑。1983年起，渤海所有作业点启用新型甚高频无线电，并要求每班次至少三次例行点名。岸台指挥中心安装卫星中继站后，平台电报不再依赖单一波段。一名老无线员回忆，升级后首次夜间测试，渤海湾、广州红沙、海南崖城三点同时收到信号，“听筒里没有杂音，心里像吃了颗定心丸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人们终于意识到“安全文化”不是标语，而是一整套流程。当时的海工公司把“平台四十条”印成随身折页，必须随工牌佩戴；任何人发现违规可直接拉响警报，不必层层请示，叫做“现场否决权”。过往“先干后报”的英雄主义被管理制度取代，曾有人打趣，“现在想当英雄得先过安检”。

不到十年，中国海上产油量突破三千万吨，未再出现重大群死群伤事故。许多人评价，这是技术进步，也是心态变化：海底是无情的，只有把事故提前关进栏杆里，胜算才落到人类这边。

当渤海湾的新一代平台灯火通明时，偶尔仍有老工人想起那片曾经吞没钢铁和生命的海域。年轻人问他们，有没有后悔坚守这行？他们往往摇头，“油一日不断，我们就一日不退”。这份朴实的回答里，没有任何豪言，只有时代留给石油人的倔强与清醒。